2016年度最佳长篇小说
2017-01-10


在北京,入冬意味着流感袭来,无数人因此中招。而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冬日的寒冷也在一年一度最传统的节日到来之际送上别致的“礼物”,感冒和咳嗽。其实,圣诞节馈赠礼物最多是图书,即便因病卧床休息,阅读图书也会令人感到愉悦。德国书业协会曾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病中能够令人感到舒缓的,除了药物之外,图书仅排在茶之后。17.2%参加问卷调查的人认为,读一本好书是治疗过程中最好的陪伴,究其原因是因为“读书会让人进入另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

创作图书也可能是跟自身遭受的病痛进行斗争的一条道路。有一部这一季大家热议的作品,入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提名,同时也被《明镜周刊》列入圣诞季最重要的20本图书榜单之中,这本书就是托马斯•麦勒的《身后的世界》(Thomas Melle, Die Welt im Ruecken)。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并非一部小说,作者甚至完全放弃了对其文学类型进行描述。这是一份经验报告,陈述了1975年出生的麦勒的真实生活,作者的躁郁症是本书的主题。这本书有望被改编为戏剧,2017年即将在维也纳宫廷剧院首映。不光只是麦勒的作品,另外两部同样入围短名单角逐德国图书大奖的作品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艾娃•施密特的《漫长的一年》(Eva Schmidt, Ein langes Jahr)更像是短篇小说的集合,是这位1952年出生的奥地利女作家观察邻人的心得总结。故事巧妙地由共同的主人公联系起来,各个故事首尾相连形成了一部长篇的篇幅体例。就连摘得大奖的波多•基尔希霍夫的《邂逅》(Bodo Kirchhoff, Widerfahrnis),从篇幅来讲也仅为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前出版人,邂逅了一位女士,他们一起在意大利游历4天的经历。

菲利普•温克勒的处女作霍尔(Philipp Winkler, Hool)也被提名进入德语图书奖候选名单。故事围绕着年轻的霍利甘•海克,从他少年时期开始打群架讲起,一直讲到他成长为年轻力壮的青年。文学批评家认为作者的语言干净利落,句子简短且不加修饰,主人公虽然个性简单但依然保持有趣,为小说生发出充满想象力但却绝不虚妄的主题。

许多知名作家的名字在长名单进短名单时止步不前,甚至应马丁•莫泽巴赫本人的愿望,其作品《摩加多尔》(Martin Mosebach, Mogador)自动放弃图书奖的角逐。这是一部具有悬疑性质的童话,评论家纷纷认为,这本书“从神奇中幻化出神奇,就像烟花开出花朵来”。摩加多尔是摩洛哥海港城市索维拉远古时期的葡萄牙语名字。故事的主人公帕特里克之前在杜塞尔多夫的银行工作,当真相即将大白时,帕特里克逃往了那座历史名城。莫泽巴赫似乎总是有意识地偏离线性推动故事发展的讲述方式,而是从一个故事生发出其它的故事来。另一位拒绝德国图书奖的是克里斯托弗•兰斯迈尔(Christoph Ransmayr)。他坚持自己的新作品《考克斯或时间的流逝》(Cox oder Der Lauf der Zeit)应该在图书奖颁布之后才出版。兰斯迈尔的作品偏爱历史题材的文学性表现。《考克斯》一书的主人公考克斯是表匠和自动化工匠,他被遥远的中国皇帝召至宫廷去造一块表。但这块表可不能只普普通通显示时间,皇帝要的是从这一块表上能读出幸福、爱情、追求、疾病、永恒各自时间的不同速度。如果考克斯拒绝完成,他将被判死刑。

早在2016年初,君特拉姆•菲斯佩尔携《弗罗堡》荣获莱比锡文学图书奖(Guntram Vesper, Frohburg)。三十年前这位作家已经出版了一部诗集,也是以其出生的城市弗罗堡命名。如今,这位74岁的老者又创作了一本1000页的大部头同名长篇小说。这让大家意识到,菲斯佩尔其实从未停止对故乡进行创作。这座城市位于莱比锡和开姆尼茨之间,大概有一万人在此居住。这里就是菲斯佩尔所有叙述的发端,他不仅仅只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讲述许多盘根错节的故事。1957年,少年菲斯佩尔跟随家人穿过西柏林来到联邦德国。他的作品总是围绕着人的根源以及流离故土。世界在尤丽•策(Julie Zeh, Unterleuten)笔下的《底层》变得更小,小到一个村庄。这本小说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力结构、对历史和矛盾的克服,还探讨了是什么推动我们人类向前,又是什么对于当今社会极其重要。只要对这位女作家描写的村庄匆匆投上一瞥,就一定会被这里所吸引:附近村镇古老的名字,当地的怪人,保持本色的自然的模样,稀有的鸟类,还有那些从大城市柏林逃避压力前来此地的人,为了过上桃花源一般的生活而建造的小屋。但是,当一家投资公司要在当地建起一座风力广场时,压抑许久的争端终于爆发了。

特亚•多恩(Thea Dorn)的上一部作品《德意志之魂》为她闯荡出名声,在其新作科学小说《不幸的人》(Die Unglueckseligen)中她安排一位德国人类基因研究者在超市偶遇一位极其孤独的男人,此时她正在美逗留研究导致人类变老的原因。这个男人自称约翰•利特,1776年生于西里西亚,是位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也就是说他已经240岁了。他身怀超能力,可以令残缺的四肢重生。这本讽刺小说的基本主题关乎所有宗教的起源,也关乎人类的主题:死亡或长生不老。遭到批评家诟病的一点是,虽然这部作品内容丰富,可读性强,但却一次性容纳了太多的东西在里面。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仍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将歌德的浮士德现代化,但同时又保持其文学传统。希比勒•勒维查洛夫在《圣灵降临节的奇迹》(Sibylle Lewitscharoff, Pfinstwunder)里追随的是另一位大师但丁。著名的电视评论家丹尼斯•薛克(Danis Scheck)评论这部作品为“一部情节诱人的小说,让我们对奇迹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除此之外这是对但丁的颂扬。”简单来说故事是这样的,来自全世界的但丁研究者们参加一场大会,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讨论但丁的宏伟诗篇《神曲》的中心颂歌。瑞士作家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Christian Kracht)2016年的新书《死者》(Die Toten)也为历史与虚构的结合新添一部作品。1995年克拉赫特的处女作《纤维之国》(Faserland)匍一推出即引起文学界的轰动,成为1990年代的一部力作,也为德国现代通俗文学打通了道路。科拉赫特的新作《死者》发生在30年代初的柏林,一位瑞士电影导演为新电影寻找投资人。当时的背景是柏林和东京电影界联合起来,拍摄恐怖电影,这是德日文化界人士寻求用合作的方式来消减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事实与虚构的交融也体现在安东尼亚•鲍姆的作品《托尼•索普拉诺不死》(Antonia Baum, Tony Soprano stirbt nicht)中。在作者出版这本内容有关父亲可能会不幸离世的书之前,生活中她的父亲真的遭遇不幸离开人世,这让她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究竟虚构和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作者自问,她是个小偷吗?偷走了对她最弥足珍贵的人们,却从偷得的战利品中创作出一本本的书。这本书有关恐惧、罪恶感、死亡,以及为什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故事能给人以帮助和慰藉。

有关疏离和求生,米歇尔•科尔迈尔在《戴顶针的少女》(Michael Koehlmeier, Das Maedchen mit dem Fingerhut)中有详细的描述。故事发生在西欧某地的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姑娘来到市场,饥肠辘辘。当地人说的话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可是当有人提到“警察”这个字眼时,小姑娘立刻一声声尖叫起来。她是哪儿的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叫什么名字?对此她一无所知。后来她遇见两个跟她一样形只影单的男孩子,于是就跟他们厮混在一起,一起破门而入再一起逃跑。一次他们闯入一所空房子,却被人发现了。科尔迈尔的作品讲述了孩子们求生的力量。他尽量靠近孩子的视角,却与他们保持最大限度的距离,不受情绪的影响,也不多愁善感,以此来更强烈地凸显孩子的感知。作为主人公的孩子们实际上投射出了现实社会的无动于衷。一位文学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安静的小说,语言体现出“叙述的原动力”。

另外一部广受欢迎的小说是迪米特里耶•卡皮特曼的《我的隐形父亲的微笑》(Dimitrij Kapitelmann, Das Laecheln meines unsichtbaren Vaters)。标题本身就是内容的缩影。故事大意是作者陪伴着犹太人父亲前往以色列寻求身份的认同。卡皮特曼对父亲的观察细致入微,描写毫不刻板拘泥,笔触细腻、活泼、打动人心。布里特•科罗纳尔的小说《亚琛男人》(Britte Kronauer, Der Scheik von Aachen)中的女主人公却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旅行。42岁的阿尼塔•雅内曼为了自己的爱人马里奥放弃了苏黎世的工作,回到了亚琛。而马里奥并非居家之人,在阿尼塔搬回亚琛不久就前往高加索山,花数周时间攀岩登山。因此那些天阿尼塔就和姑姑埃米以及家里的波兰帮佣巴尔托斯待在一起。喝着咖啡,品尝着点心,三个女人畅谈神和世界。文学评论家和读者认为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女作家精心织就的对话。另一方面,德国知名作家威廉•格纳齐诺(Wilhelm Genazino)作品的特色却是另外一些(反)英雄人物。他的新作《除了我们没人谈及我们》(Ausser uns spricht niemand ueber uns)也一直保持其自身风格。威廉•格纳齐诺著作颇丰,获奖无数,2004年曾获重要文学奖项毕希纳奖。在《除了我们没人谈及我们》中叙述者是一位演员、电台主持人,女友离他而去。读者可以观察主人公对此进行的思考:生活由无数件错过的事情组成,由此又会产生许多被错过的机会,由此生活也被错过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就连2013年德国图书奖的获奖者特蕾莎•莫拉今年推出的新作《外星人的爱情》(Terezia Mora, Die Liebe unter Aliens),主题也是围绕着人,面临失败但不放弃,虽然失败但仍保有希望。一位德国评论家评论特蕾莎•莫拉的作品“精确地捕捉到认识与了解、一成不变与改变之间的摇摆状况。”还有评论称:“在特蕾莎•莫拉的故事中,可以听到世界的中间音。”

德国2011年图书奖的得主尤金•鲁格今年也推出一部新作《追随者》(Eugen Ruge, Follower)。这本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未来,由一位虚构的孙子来继续讲述鲁格的畅销书《光芒渐逝的年代》中的家庭故事。故事是这样的,2055年9月,尼奥•舒尔茨一路推销其公司的商业点子。他的新产品是一种跑步用足部绷带,使用的话可以光脚跑步。他期望像上一个热销产品可食用型女佣服一样再次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舒尔茨在无休无止的信息狂流里游泳,他生活在一个大数据世界,准女朋友撒贝娜跟他讨价还价代孕母亲的费用,女上司随时可以通过一个加密线路找到他。一天清晨他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那个地方叫吴城,并非城市,位于中国的某个地方。但是文学评论家们也观察到,鲁格在这本书里完全释放自己的激情,将这部小说与自己上一部描写原东德的家庭史诗作品《光芒渐逝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以这种方式逃进一种“迷醉的思乡情绪”。但这一做法并未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安德利亚•玛丽亚•申克尔的新作《当爱情走到最后》(Andrea Maria Schenkel, Als die Liebe endlich war)中的部分情节也发生在中国。申克尔的故事围绕着有犹太血统的施瓦茨一家展开。1938年政治状况恶化,他们一家得到了去上海的机会。父亲却决定返回故土,因为他将德国视为自己的故乡,不愿离开那里。于是,卡尔、伊达、格蕾塔和母亲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依然前往上海。小说继续讲述着他们在上海度过的那些岁月,直至战争结束。作者将不同的叙述线条交织成一段引人入胜的时代历史。按照评论家的看法,申克尔完成得不错。不仅她勾勒出的人物让人产生共鸣,而且她的笔法幽默、紧凑、引人入胜,令人欣喜的是还放弃了老一套的写作手法。即便小说提出的有些问题似乎经常流于普遍,不过这也能原谅,因为毕竟这就是一本通俗文学。

对于吉瑟拉•维索克斯的教育小说《维森格伦特》(Gisela Wysockis, Wiesengrund)达到的高质量,文学评论家们也积极地保持一致意见。主人公哈娜听过一位作者的一系列报告,他的话语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几年后,为了亲自领略作家的教诲,成为哲学大学生的哈娜来到了法兰克福,然而当时的政治漩涡已经波及到她的新生活。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可以感知阿多诺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女作家本人曾跟随他学习过。

丹尼尔•克尔曼(Daniel Kehlmann)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他创作的《你本该离去》(Du haettest gehen sollen)只有薄薄的96页,但却收获了各方赞许。2005年丹尼尔•克尔曼出版了小说《测量世界》,销量达到230万册,成为德国战后文学史上最惊人的成就。然而自此以后,他与评论界的相处就不那么容易。与其相比,虽然也有一部大获好评的作品,却没那么有包袱的是年轻作家安娜•威登霍尔泽(Anna Weidenholzer)。在她的新作《为什么先生们带着海星》(Weshalb die Herren Seesterne tragen)中,退休教师卡尔踏上旅途,希望搞清楚幸福是什么。他的行李中携带着一份问卷,调查的目标是不丹的“国家幸福总值”。这位幸福调查者在一个没有雪的滑雪胜地落下脚,打算问一下当地居民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邮政酒店只住着卡尔一个客人,经营酒店的是位无名女士,陪伴她的还有小狗安妮玛丽。从这里卡尔开始了他的调查研究,可是调查工作不断被妻子玛吉特打来的争执电话打断。不久后,这趟旅行的目的变得背离了原来的方向,不知不觉中提问的那个人变成了其他人提问的对象。作者语言含蓄,观察力敏锐,围绕着主人公挥之不去的那种悲伤的严肃直指其作品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恐惧。

米歇尔•库姆普弗米勒(Michael Kumpfmueller)着手的是另外一个反映原则问题的主题。在《男人的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annes)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今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男人?爱人?丈夫?父亲?情人?前任?故事的主人公叫格奥尔格,他是一位学习音乐学即将成为作曲家的大学生,在二十多岁认识了一位新女友。她将令他心动,令他焕发生命,他们会生儿育女,但是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他会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而他专制的父亲跟这个究竟有没有关系。他的父亲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的校长,不断出轨毁了自己的家庭。而他将迈出一大步,跨入一段新的爱情。但是格奥尔格已不再自由,因为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他们都将变成他生活中永恒的爱。通过他们他会对自己有所了解,而当其它的一切看起来分崩离析时,他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库姆普弗米勒感知她的主人公拥有的梦想、恐惧与希望,展示了哪些力量会生发出爱以及被爱的愿望。

被读者报以厚望的还有罗兰特•施莫普芬尼希(Roland Schimmelpfennig)的长篇小说处女作《21世纪初一个清冽、冰冷的元月清晨》(An einem klaren, eiskalten Januarmorgen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罗兰特可谓是戏剧作品在德国舞台上上演最多的剧作家。他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深夜,离柏林八十公里结了冰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油罐车侧翻横躺在公路上。在紧急停靠车道上,在救火车闪烁着对蓝光里,有一只独狼。它的足迹一直通向柏林,它走过的道路总是和不同人的道路与命运交织在一起。就像看一场黑白电影,小说的画面和故事一幅幅从读者的眼前闪过,讲述的是寻找和失去、我们这个时代的寒冷以及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渴望。德语文学评论家们的观点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是从舞台到文字的完美跨越,另外有些人则质疑过度的隐喻、造作的语言还有生硬的滑稽可笑。不过这本书最终还是入围莱比锡图书奖的短名单。同样评论界口碑不怎么好的还有音乐家及诗人沃尔夫•毕尔曼(Wolf Biermann)的一部新作。沃尔夫•毕尔曼的个人命运与德国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他的小说《别等着好时光的到来!》(Warte nicht auf bessere Zeiten!)是一部颇受关注的自传,书中描述的是纳粹时期他的家庭历史以及他本人在原东德时期的生存。对于马丁•瓦尔泽的新作《一个将死的男人》(Martin Walser, Ein sterbender Mann)评论的声音也是各有主张。这本小说已被翻译成中文,这位高龄作家也因此前往北京和上海参加了为这本书举办的朗诵活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译者孔小发(Eva Luedi-Kong)却将一本中国作品送进了德国书店。经过数年的努力,她最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变成了一本德国人可以阅读的大部头。对于即将到来的2017年,我们寄希望于继续收获丰硕的文学果实。

本文作者:德国图书信息中心 Leonie Weidel(魏妮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