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勋先生漫谈翻译(一)
2017-01-09





















以下文字为李士勋先生在“2016徳译中青少年文学翻译分享会”上的主题发言。
关于李士勋: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种过水稻,当过兵,带过知青,当过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翻译,也曾是社科院研究生、《世界文学》编辑、中国驻西德使馆三等秘书,后为流浪汉。 翻译作品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毛毛》、《蓝熊船长的13条半命 》、《毕希纳全集 》、《黑塞画传 》等。李士勋先生凭借精彩译著《毛毛》获得2015徳译中童书翻译大奖。

首先,我要感谢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的邀请,今天来与大家分享“德译中青少年文学翻译”的经验。这种活动对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提高整体翻译水平,尤其是对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肯定会有所帮助,对已经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同行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鞭策。这个邀请也使我再次静下心来回顾并思考自己的翻译之路。总结翻译实践,认识翻译理论的核心原则,使经验得到升华,可以进一步提高翻译水平和从事翻译的自觉性。

我对翻译理论的认识过程

2015年12月5日,我在“德译中童书翻译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最后谈了一点儿“关于翻译理论的思考”,图书信息中心希望我今天就这一点展开,谈谈我是“如何驾驭《毛毛》和《蓝熊船长》这两部风格迥异的大师之作的”。

老实说,“如何驾驭”四个字,让我觉得有些惶恐和茫然,一下子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那天我讲的十分肤浅。今天也不会谈得很深入,可能会让大家失望。我只能实话实说。我压根儿就没有学过翻译理论。我的翻译实践完全是:“邓大人治国——摸着石头过河!”

我的翻译也不是从“儿童文学”开始的,认识也是感性而又随意的。我只是觉得翻译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不同的是首先要有一颗童心,童心即真心,与儿童文学作家搞创作一样。翻译也是创作。不同的只是,翻译必须在原作规定的范围内创作,不得超越那个范围。这种创作可以比喻为演奏家按照指挥棒演奏乐曲,或者像舞蹈家在舞台上跳舞。在翻译儿童文学的整个过程中,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译文儿童能不能完全理解,但也不必迁就儿童,语言太俗语化。我的小孙女上学之前,我曾把《毛毛》、《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蓝熊船长的十三条半命》和《黑夜狂旅》(《穿越黑夜的疯狂旅行》重译本)等译著一部一部地念给她听。我发现她不但完全能听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偶尔甚至能够说出某些接下来的词汇。网上侵权的有声小说《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试听部分16集),她听了一遍又一遍。这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这个现象也许可以看作小读者对译文的肯定。侵权行为,似乎也是一个翻译质量不错的证明。前不久,我又发现上海喜马拉雅网站也未经出版社和译者许可把《蓝熊船长的十三条半命》录制成有声小说在其网站上有偿下载。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权部闻讯后立即发出警告,出面制止并准备自己请央视主持人录制有声小说。

不过,我说的以上这两点体会与翻译理论关系不大。在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从未有意识地研究过翻译理论并在理论指导下从事翻译。严格地说,我们那一代人根本不能算大学毕业,因为只学了一年半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我有幸在六年之后,1972年重新接触外语,从内蒙建设兵团被调回北京派到前东德驻华使馆当翻译。1978年,读研时也没有翻译理论课。对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也是一知半解。如果说那个“标准”对我有影响,也是无意识的。

我开始学习翻译理论,始于2014年9月。我突然被某学校德法语言学院请去教德语。我一到那个学院,他们就递给我一本书:《新德汉翻译理论教程》(王京平编著)并交代说:过了中秋节上课,教13级本科四个班加一个专科班共五个班(193名学生)。二年级就上翻译理论课?我用三天假期备课,方才知道严复所谓的“信、达、雅”的“雅”是指“雅言”即古汉语。提倡白话文运动后,“雅”字被赋予新的含义。“五四运动”后,有过关于“直译”、“硬译”和“意译”等不同主张的讨论,基本上各有偏重,没有定论。五十年代,我国曾把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关于“等值”(Aequivalenz)翻译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我国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大学有些外文系四年级和研究生才开设翻译理论课程,重点是学习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等效翻译”“功能对等”“动态对等”理论,王京平新编的翻译理论教程引进了德国学派的“适合性”(Adaequatheit)、“交际行为”(Kommunikationshandeln)和“目的论”(Teleologie)以及“功能加忠诚”(Funktion und Royal)等论点。奈达认为“翻译就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言的信息”(郭建中译)。西方理论家把翻译过程分为“三部曲”(Trilogie)之类的若干阶段。关于翻译的本质,比较一致地认为:翻译是交际行为,翻译即阐释,翻译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尤其是文学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从网上搜到1963年9月“国际译联”的《翻译工作者宪章》,《宪章》规定翻译的核心原则是:“任何译文都应该忠实于原文,准确表达原文的思想和形式。”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继续搜索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我高兴地发现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罗新璋先生的一篇文章:《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理论》(《中国翻译》1983年第3期)。他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可惜当年竟然没有读过,与这篇文章失之交臂三十年,深感“相见恨晚”!他在那篇文章中全面考察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的翻译史,佛经翻译时期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正是严复提出“信、达、雅”标准的源头。在严复1898年提出“信、达、雅”之论四年前,马建忠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拟设翻译书院议》,该文观点几乎涵盖了千百年来有关翻译理论探讨的全部要点,堪称一篇“善译论”的绝妙好文,实际上比严复的“信、达、雅”三个字更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标准。钱钟书先生考证出:“信、达、雅”的观点始见于“见于三国时支谦的《句法经解》。”还有人论证严复的“信、达、雅”并不是三个标准,核心就是一个“信”字,“达”也是为了信,当年提出用“雅言”是为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能够接受。马建忠提出了三个要求:1)译者当精通洋文与华文,知其异同;2)应全面了解原文的意思、精神和风格并在译文中表达出来;3)译文与原文应该“无毫发出入其间”,“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此议论与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1790年提出的三原则异曲同工。泰特勒的三原则是:1)译作应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2)译作风格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具有的通顺。罗新章把中国翻译理论的精髓总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认为不必迷信西方的翻译理论,要有“文化自信”!

通过恶补翻译理论的缺失,我对翻译理论、翻译过程和翻译标准,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回顾并对照自己的翻译实践,深感翻译就是要在两种文字之间架起一座美丽而又坚固的桥,最高境界应该像“赵州桥”,历经千年,仍巍然屹立,百看不厌。翻译是为了沟通两国的文化,因此翻译也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翻译事业是一种崇高的事业,是一种在规定情景中的创造。我理解翻译的过程无非就是“理解”与“表达”四个字。“信”就是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才能做到“达”即通顺,才能保持原文风格。理解的障碍多种多样,有语言语法上的原因,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印刷出版上原因。经验告诉我,凡是译文读起来感到别扭、不通顺或者不合逻辑的地方,不是理解错误就是看错了原文。如原文有印刷错误,作为译者则是最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里我只举三个例子:

1、《毛毛》第六章的标题:Die Rechnung ist falsch und geht doch auf(“打算虽然错误,但却如愿以偿”);乍看,词汇都不难。Rechnung作为名词是“账单”或‘计算’”。三十年前《毛毛》(当时书名用的是《时间之谜》)初版译文我把它译成“计算”,后来我感觉题目与内容有些矛盾。灰先生在帮理发师以秒为单位计算他四十二年的时间财富和已经失去的时间时,加减的结果是一串0,和弗西一样,不得不承认“这笔账无比精确,毫厘不差。”我问自己,既然“本身并无差错”,那标题为什么是“计算虽然错误”呢?我反复阅读那一章,再查阅这个动词的用法,发现rechnen/Rechnung 这个词汇有“计算,打算或算计”的意思。灰先生与理发师谈论以前所有的时间财富和支出的时间时确实是在“计算”,但他是想利用这种“计算”来蒙骗世人,这是他们诱人上当的“花招”。如果这样理解,那就不是“计算”而是“算计或打算”,那么译成“打算是错误的,但却如愿以偿”就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了。当时我真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所以,再版的时候,我就把“计算虽然错误”改成“打算虽然错误”了。

2、主观主义,过于自信,容易犯望文生义的错误。例如我很尊敬的翻译家傅维慈先生,他在《丹东之死》的译文中有一个词汇好像就属于这种情况。丹东说:“Die Freiheit und die Hure sind die kosmopolitischsten Dinge unter der Sonne (自由和妓女是世界上最无情无义的东西”(《丹东之死》第四幕,傅维慈译,《毕希纳文集》1986,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0页)。2007年,我在柏林根据1999年新版《毕希纳全集》校译这出戏剧时发现这句话有些不合乎逻辑:“自由是抽象的概念,妓女是人,人可以是无情无义的,说自由也是无情无义就不通了”。查原文kosmopolitisch,普遍的,Kosmos,即Weltall,世界,Kosmopolit,世界公民,Kosmopolitismus,世界主义),我问过几个德国教授和翻译界同事,在马格德堡理工学院代课时,我还特意问过一位法国籍德语文学教授,他们都说这个词汇没有“无情无义”的意思,是个中性的形容词。

3、最难以解决的理解问题是原作的印刷错误。作为外国人,一般情况下,不敢确定原文是否有误。比如我在翻译毕希纳的《沃伊采克》时就碰到一个词汇:die Kastrierte,意思是“被阉割的人”。那段文字是这样的:上尉对理发师沃伊采克说:“喂,沃伊采克,你干嘛这么匆忙,想从我身边溜过去吗?站住,沃伊采克,你像一把打开的剃头刀似的满世界乱跑,谁靠近你谁倒霉;你跑得那么快,就像有一个团的‘Kastrierte’等着你去刮胡子似的……”当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理解。常识告诉我们,阉人如太监是不再长胡子的。我问过老师和北京的外国专家,他们都无法解释。1983年10月,我去德国考察,专门到马尔堡大学找到毕希纳协会主席T.M.马耶尔博士。他告诉我,刚好在不久前,《法兰克福汇报》登了一篇小文“Kastrierte oder Kosack?(阉人还是哥萨克?)”该文说专家研究了毕希纳的手稿,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个词汇应该是“哥萨克”之误!原来的困惑一下子烟消云散。

另外,不同国度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也会成为理解的障碍,中国的“梅”在德文英文法文等其他西方语言中大都被译为“李”(plum/Pflaume),这是因为西方没有“梅”,人们对“梅”缺乏感性认识,植物学“李属”下有“梅、李、杏”三种植物,把“梅”当成“李”当然是错误的。后果是中国“梅”文化内涵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消失殆尽。为此,1999年我从“梅”的译名谈起,写了一篇文字《为‘梅’申冤》,与梅花院士陈俊愉先生不谋而合,他作为中国“梅”登录权威主张用汉语拼音翻译“梅”,已经得到国际承认)。中国翻译界前辈把Die Linden“椴树”翻译成“菩提树”如Unter den Linden译成“菩提树下大街”也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错误。后来人们皆以讹传讹。“菩提”是佛教中“悟道”的意思,菩提树原来指释迦牟尼悟道时身后的那种树,“毕钵罗”树,那是亚热带植物,欧洲没有。因此我们的德国文学译文中凡是被译成“菩提树”的地方都是“椴树”之误。“文革”中,德文das Recht被译成“法权”,错误就更严重了。

总之,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翻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努力学习外语和母语,再加上长期的积累。翻译好一部文学作品,应该是译者综合实力的表现。综合实力包括外语水平、母语基础、知识面和诚实的态度。翻译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只用“直译或者意译”所能解决的。事实上,任何译作都既有直译也有意译。但应该是能直译一定直译,复杂的句型,根本做不到完全对等,只能颠倒语序,修正句法,最多做到“功能对等”,但绝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任意减去小词,小词对正确地传达原文语气也不可忽略。错译是非出本心的不忠。完全自由的意译,不是纯粹的翻译,而是“翻译+改写”或“复述”了。由于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截然不同的文字体系,奈达要求“用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言”,在西方文字之间可能达到的,在中文译文里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最多只能做到“尽可能近似”。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追求“语言的和谐”,要求译文要像“埃奥尔斯琴被风轻轻触摸时发出声响那样自然”,大概就是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追求的理想境界了。

记得我在《第七个十字架》译后记里写过一点自己对译文的要求:尽可能做到准确、流畅、接近原文风格。在《我的歌剧生涯》那本回忆录的译后记中,我把文学作品的翻译比作雕塑家创作大理石雕像:“把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理石,变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那就是在轮廓出来以后,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精雕细刻、打磨、抛光。作品原著就好比那块大理石,忠实地翻译初稿只是雕像的基本轮廓,一遍又一遍地审查校阅、修改、润色,就像艺术家进行精雕细刻、打磨、抛光。成功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读者阅读它,会像欣赏一尊大理石雕像。假如它真美,犹如卢浮宫的维纳斯那样,人们会忍不住地想去抚摸它一下。好书的境遇要胜过博物馆的大理石雕像(那里到处是“请勿动手”的牌子),不但会被读者轻轻地、温柔地抚摸,而且会被摆在书架上最显著的位置。拙劣的翻译家与拙劣的艺术家一样,他们的作品将被人置之不理,甚至会被无情地抛弃。”

李士勋先生漫谈翻译(二):翻译《毛毛》和《蓝熊船长的十三条半命》两部书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