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年度盘点——重回社会小说?
2016-09-07


听起来很容易:选取一年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集,斟酌研究后找到它们的共同点,总结出它们反映的文学最新走向。文艺编辑常需如此大胆分析,在社论文章宣布:德国作家的创作越来越偏向个人、搞笑、家庭、政治等主题。不过此类断言并无长期有效性,因为它忽略了写作过程。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有很多作品碰巧被同时推出,而作品的产生过程并不相同。有慢工出细活的作家,比如乌尔里希•佩尔策(Ulrich Peltzer),出版一部新长篇需要八年时间;有的作家正相反,比如盖尔哈特•亨舍尔(Gerhard Henschel),最多不超过两年,就可以为他的自传性小说丛书再添上500页。人们常说的“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也适用于年度文学创作。但是,如果我们从更长的时间范围考虑,就会立刻注意到延迟和变化。二十年间,文学史家们不仅试图为2000至2010年间的书贴上标签,还在具体研究延迟和变化。让我们仔细观察体会,而不仅是浮光掠影。


诗歌还活着!
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一种突然被人们接受的体裁开始:诗歌。长期以来,诗歌都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在文学馆或其他场所,诗歌活动(不仅仅是诗歌批评)广受欢迎,但从商业角度来说,诗歌不好卖,这一点人所共知。诺拉•戈姆林格(Nora Gomringer),将自己和同事的诗歌搬上舞台,多年来一直在完善着诗歌舞台。诗歌再也不是被束缚在纸上的文字,因他们的演出而焕发新生。2015年,莱比锡书展评委员会首次将一部诗集(扬•瓦格纳(Jan Wagner)的《集雨桶变奏曲》(Regentonnenvariationen)列入通俗文学作品入围名单(短名单)。随即便有人查询相关辞典,确认诗歌是否属于通俗文学。接着,评委会一往无前,坚定地将奖项授予了扬•瓦格纳(Jan Wagner)。在诗人同行中,瓦格纳受人欢迎且健谈。获奖后,他做客各家电视频道的访谈节目,应邀参加各地朗诵会。他的诗集大卖,售出约50000份。在瓦格纳获奖前,大家就知道许多位值得聆听的德语诗人:西尔克•舍尔曼(Silke Scheuermann)、米尔科•邦内(Mirko Bonné)、诺拉•波松(Nora Bossong)、安•科顿(Ann Cotten)、达尼埃拉•兹艾尔(Daniela Seel)、乌尔里克•德瑞斯纳(Ulrike Draesner)等等。瓦格纳引发的诗歌热情能否持久,接下来的几年内自有分晓。无论如何,这都是令人欣喜的事。

自传里的历史
2015年的散文类文学延续了过去十年的走向。侦探小说在德国最畅销,不过它们绝不仅仅是消遣类书籍。近年来,亨利希•斯坦费斯特(Heinrich Steinfest)、沃尔夫•哈斯(Wolf Haas)的作品已经证明,从来不缺少气势磅礴且反映社会的侦探小说。今年为我们带来这类书的有:弗里德里希•阿尼(Friedrich Ani)(《无名的一天》(Der namenlose Tag)),梅拉尼•拉贝(Melanie Raabe)(《陷阱》(Die Falle))和扬•科斯廷•瓦格纳(Jan Costin Wagner)(《阳光反射》(Sonnenspiegelung))。

讲述家族兴衰更替的小说照旧十分受欢迎。2005年阿诺•盖格尔(Arno Geiger)、2007年朱莉娅•弗兰克(Julia Franck)分别以《我们过得还行》(Es geht uns gut)、《午间女士》(Die Mittagsfrau)获得了德国图书奖。两位作家在书中讲述了往事,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随后,此类故事大量涌现。健谈的祖母们、在阁楼上找到的旧箱子、意外出现的日记都是常见的引子,将个人经历和时代历史编织成一部家族小说。这样的固定套路常让我感到厌倦。但是,2015年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家庭小说,让人耳目一新。比如:马蒂亚斯•纳夫拉特(Matthias Nawrat)的 《尤里克爷爷的九死一生》(Die vielen Tode unseres Opas Jurek),维阿•凯泽尔(Vea Kaiser)的《玛卡里奥尼斯又名神圣岛》(Makarionissi oder Die Insel der Seligen)。

涉及家庭的还有不少出色的史诗著作。安德烈亚斯•迈尔(Andreas Maier)和盖尔哈特•亨舍尔(Gerhard Henschel)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该主题。与瓦尔特•肯伯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和彼得•库泽克(Peter Kurzeck)一样,迈尔和亨舍尔也努力将个人生平(包括1960年以来的联邦德国历史)写成自传性的小说丛书。2010年至今,迈尔创作了四部,最新一部是《地方》。亨舍尔从2004年起完成了六卷巨作,最新一部是《艺术家小说》。将来研究联邦德国日常文化的历史学家们也可能从这两部文学作品中获得真的史实。

对全球政治的倾向性
2015年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无疑是许多作家倾向于政治经济事件,并试图从20世纪的历史中解读时下趋势。比如,燕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在《走,走了,走过》(Gehen, ging, gegangen) 中,描述了难民的命运。艾琳娜•罗德斯基(Alina Bronsky)的《芭芭•敦亚最后的爱》(Baba Dunjas letzte Liebe),是一部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核污染区域的荒诞喜剧。多丽丝•克内希特(Doris Knecht)在《森林》(Wald)中,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曾是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家产。阿尼卡•莱西(Annika Reich)的《枕畔的夜晚》(Die Nächte auf ihrer Seite)中涉及了2011年开罗塔利尔广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德语作家笔下的历史回顾当然少不了“第三帝国”:拉尔夫•罗特曼(Ralf Rothmann)受到热议的《逝于春天》(Im Frühling sterben),扬•孔涅夫克(Jan Koneffke)《周日的孩子》(Ein Sonntagskind),阿兰•克劳德•祖尔策(Alain Claude Sulzer)的《附言》(Postskriptum) 。另一方面,大批带有“移民背景”的作家则不懈努力跳出纳粹时期。在文艺界,他们预先就备受赞誉。比如,费里顿•扎伊姆奥卢(Feridun Zaimoglu)的长篇巨著《七塔之地》(Siebentürmevierte),以1939至1949年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达娜•格力高西亚(Dana Grigorcea)的《无罪的最初感受》(Das primäre Gefühl der Schuldlosigkeit),发生在罗马尼亚革命前。

所有人都在抱怨政客没有愿景,只能危机时刻临时作出反应。突然之间,文学似乎再次回忆起以往的乌托邦和对社会的具体设想。米夏埃尔•威尔登海因(Michael Wildenhain)在《短吻鳄的微笑》(Das Lächeln der Alligatoren)中,探寻上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的根源。弗兰克•威策尔(Frank Witzel)也研究了这一主题。他的《1969年夏一位躁郁症少年创造了红军党派》,也许是今年形式上最大胆的叙述性小说。诺拉•波松(Nora Bossong)向过去多迈了一步,《36.9°》(36,9°)中所讲述的意大利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平故事,与当今葛兰西研究者的陈词滥调形成了对比。

研究得最深入的是乌尔里希•佩尔策(Ulrich Peltzer)。他向来对20世纪的重要时刻有浓厚的兴趣。在《更好的生活》(Das bessere Leben)中,他一方面想阐释21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想讲述在当时的环境下,主角如何成为自己。该书的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佩尔策并未设定唯一的叙述者,而是快速地切换不同视角。故事发生在都灵、圣保罗、阿姆斯特丹和下莱茵区。主角是两位50多岁的男人,他们对风险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了然于心:希尔维斯特•李•弗莱明,从事金融保险业,是风险管理家。约亨•布洛克曼,是一家意大利公司的销售经理,销售“大宗商品和基材的涂装和层压设备”,主要销往拉丁美洲。这些故事相互交织,与作者眼中20世纪重大事件结合在一起,如1970年5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抗议演变成大屠杀。这部小说史诗般地展现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在上世纪金融市场中丑恶之徒的行为和政治灾难的影响下。

乌尔里希•佩尔策(Ulrich Peltzer)并没能凭借《更好的生活》(Das bessere Leben)击败弗兰克•威策尔(Frank Witzel)夺得德国图书奖。后者的《1969年夏一位躁郁症少年创造了红军党派》(Die Erfindung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durch einen manischdepressiven Teenager im Sommer 1969) ,一方面回顾联邦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年度文学主流。另一方面,威策尔的这部作品堪称独一无二。正如朱迪特•冯•斯坦伯格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中所说,威策尔将编造的自传回忆和真实历史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在“残酷现实之外大胆幻想”。在小说中,现实和虚构相交织,黑森州的细节描写使虚拟的故事更真实。全书从与现实关系甚少的文学中汲取资源。

本文作者:莱纳•莫里茨(Dr. Rainer Moritz)博士教授,任职于汉堡文学馆

文中提到的2015德语文学新书请见www.biz-beijing.org/book.php?cate=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