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教授”高立希——前东德知识分子专访录
2015-03-25

文 | 王竞 中西文化项目顾问、作家
来源于《财新周刊》2015年第11期(出版日期 2015年03月23日)

现年75岁的高立希(Ulrich Kautz)是一位挺拔瘦高的德国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汉语老师给他起中文名字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了他的个头。我在想,他翻译出版过的中国当代小说,加上他的学术著作码在一起,会不会赶上他几乎一米九的身高?可以肯定的是,那部650页的鸿篇巨制——《口笔译教学手册》,会长远地流传下去,影响德中两国几代翻译学人。

年过50岁,当教授变得无望后,高立希离开前东德地区,加入了德国国家对外文化传播机构歌德学院,负责全球的高级口译培训项目。他在中国培养的学生现在不少身居要职,比如北外德语系负责人王建斌、外交部高级翻译肖君、华东师大德语系宋健飞等,都亲切地叫他“老Kautz”。在德国,勤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后起之秀们,也深受他的滋养。比如张爱玲、毕飞宇和苏童的译者马海默(Marc Hermann),就让高立希深感后继有人。

一个在语言学研究与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都有一流建树的人,一个在外交界、商务界、学术界和文学界均游刃有余的人,在退休前拿到的,是一个“编外教授”的头衔——终于有了教授的荣誉,但是缺少西德教授体系中的实权。这一切归结于他的前东德身份。

2007年,中国政府授予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在人民大会堂和顾彬一起领奖。之后,我们两人偷偷离开酒会,去机场附近的王朔家。高立希是王朔的德文译者。就着飞机轰鸣声,王朔给我们播放了让人心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配乐。大家说过的话不记得了,王朔当时的精神状态有些断断续续。但从他家里出来,高立希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一刻我明白,他是不会把王朔给译拧巴的。

八年后,再次在不来梅见到高立希,他和太太已搬到离唱歌剧的儿子家比较近的地方安度晚年。阎连科的《受活》刚交稿,他马上就开工译余华的《第七天》。他在外交场合练就的优雅依旧,记忆力的精确也一如既往,就像他不肯随年龄略微弯曲一点点的脊背一样,保持着完美。

在前东德生活50年保留下来的谨慎感,体现在他用词的斟酌,仍然如影相随,是他固有的一部分。

一到北京,我除了大吃一惊,还是大吃一惊
  王竞:早在1961年你就作为东德的外交官来到北京⋯⋯
  高立希:(打断)我不是外交官!只有党员才能当外交官,而我不是党员。我是作为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的,在使馆里当翻译。
  王竞:哦,你是东德地区的人,参加工作前,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读中国语言和英语专业。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入党呢?
  高立希:这跟家里的影响有关系。我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图书馆员,我们家里人从来都是所谓的“内心里的反对党”,一直如此。在父母给我们的教育中,共产主义不在其列。我第一次被劝入党,是1961年进外交部工作时,我说,我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第二次被劝入党,我说我还太年轻,不成熟⋯⋯就这样一次次没入。
  王竞:虽然不是党员,你大学毕业后仍然可以进入东德外交部工作?
  高立希: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入学时,必须跟大学签署一个毕业后服从党和国家分配的协议。我的学习成绩很出色,而外交部选拔的都是尖子生。这样,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外交部,从莱比锡搬到了柏林。
  1961年,柏林的氛围很压抑。我上班报到的日期是8月20日,8月13日开始修柏林墙,那天我正在波罗的海边上度假。我本来想度完假就想办法跑到西德去,当时还是可以靠关系、走一些通道过去的。但我刚到柏林,人生地不熟,墙一修完就走不成了。我感到非常沮丧。
  外交部里全是党员同志,政治气氛呈高浓度,我非常不适应。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部里的一位老同事,去一个“跨界者”家里执行命令。
  你可能不知道“跨界者”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当时住在东柏林但在西柏林上班的人。他们拿西柏林的工资,然后以一换十,在东柏林过着国王似的日子。我们的任务是,禁止他们再去西柏林工作。
  王竞:这么说来,被派到北京工作对你是一件好事?
  高立希:的确如此。当时东德驻华大使馆里有一位英文女翻译,她和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个外交官有染,可南斯拉夫是我们的敌人,铁托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这在当时是大事。事发后她被立即遣送回国,而她的空缺急需被填补。这样,我进入外交部不到三周,就被派到了北京。那时我才22岁。
  对我来说,能脱离柏林和外交部的那个压抑的氛围,去到风平浪静的北京是大好事,北京在我心目中就是台风眼,风暴中最安静和安全的地方。
  王竞:你对北京城的印象怎么样?
  高立希:北京我非常喜欢,天总是那么蓝。有时把照片寄回家,家里人说,你能寄几张天空带云彩的照片吗,也显得有些变化(笑)。可是北京的天空就是蓝得连云彩都少有!空气也非常好。从北京饭店贵宾楼的十层,可以一眼望到香山!那时北京没有什么高楼,建筑风格也很迷人,虽然有些地方土气、破败。我喜欢北京的一切,它跟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一模一样。那时除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使馆等驻华机构,北京没有什么外国人。
  王竞:1961年,北京真像你想象的那么平静吗?
  高立希:一到北京,我除了大吃一惊,还是大吃一惊。我们的大使馆在东交民巷一个明清庭院里,应该是今天首都宾馆的位置,走路就能到天安门。我在那上班,也住在那里。院子边上长了几棵槐树,我看见中国人爬到树上,去摘槐树花吃。
  当时,中国跟国际社会处于封闭状态,我们从外面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欧洲跟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哪怕我们在东德通过西德的媒体,也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中国正在经历大饥荒!从1958年到1962年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没有饭吃,要吃树,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却对此毫无所知,这把我惊吓坏了!
  另一件让我惊骇的事情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了,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状态。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纷争,无论大学还是外交部却都对我们百分之百地封锁消息,就连老师也对我们保密!
  王竞:你们跟中国人的交往密切吗?
  高立希:因为有前面说的政治局面,我们跟中国人的来往几乎为零。不仅我们这方面纪律禁止跟中国人有任何交往,中国那方面也有同样的规定。
  王竞:你在外交场合亲身经历的中国和东德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高立希:糟糕得要命!它们互相是仇视敌对的关系。我们东德对中国而言跟苏联一样,都是修正主义。当然东德也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苏联一边。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来是苏占区嘛。中方总是骂我们修正主义,我们坐在那里挨骂,受羞辱,有时真的要把双手握紧拳头,插在裤兜里,控制住自己不要回骂。
  王竞:这么说,你要翻译很多骂人话!
  高立希:那倒不用。骂人的话都不用我翻译,看表情大家就都懂了

17年之后,我才有了与中国人之间的私人接触
  王竞:你在东德驻北京大使馆一共工作了五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件?
  高立希:我想讲讲周恩来。1964年我们东德的第一任国家总理格罗提渥(Otto Grotelwohl)去世,周恩来到东德大使馆吊唁。我受命去王府井美术服务部买一只毛笔。我买了那里最贵的一支笔,其实也就五块九,但在当时是很多钱。插一句,我当时在使馆的工资是180块,根本就花不完。那时候的生活非常便宜,比如到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美餐一顿,也就花四五块钱。周恩来到的时候,我为他开门引路。他下了车,我问候他:“您好!”他用德语对我说:“Wie hei en Sie, Genosse?”(同志,您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Kautz”,我的德国姓,于是他说:“Guten Tag, Genosse Kautz!”(您好,Kautz同志!) 他走进使馆,用四五分钟致辞表示了哀悼,我做了翻译,然后他用我买的毛笔在纪念簿上题了词。在告别的时候,又是我为他开门,他说:“Auf Wiedersehen, Genosse Kautz!”(再见,Kautz同志!)。他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我这个使馆里最微不足道的人!这让我对周恩来产生了难忘的印象。
  这样的经历,我一生中还经历过另一次,那是英迪拉•甘地。这两个人都没有必要对那些小人物投入任何关注,但他们都这样做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二次在华工作期间。长安街上站满了悲伤哭泣的人,我也站在人群里,给他送行,对他表示我最后的敬意。我们都知道在“文革”期间是他阻止了更多恶行的发生。
  王竞:你第一次是在1966年离开中国的,跟“文革”有关吗?
  高立希:“文革”一开始,环境就变得不安全了。苏联大使馆和东德大使馆的大批外交官拖家带口,纷纷离开中国。东德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和我这样的工作人员都要陪同到机场,去送行。礼节上要去欢送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我在场,也是考虑到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可能需要翻译。在机场的红卫兵知道我是那个拿绿色护照——即非外交护照的人,就把我围起来,振臂高呼: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为外交官不可侵犯,所以他们对准了我。有一个红卫兵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两个耳光,虽然不是很疼,但还是很吓人。十天以后,我在使馆的工作时间到期,我回到了柏林。
  王竞:天哪,带着两记耳光回到东德⋯⋯但你在1973 至1976年又第二次来中国工作了。是自愿来的吗?
  高立希:我第二次来的原因很奇特。按照东德当时的规定,一个男性在满34周岁之前,都有参军当兵的义务。1973年,我将满34岁,正在柏林洪堡大学当英语老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服兵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这回我在柏林有了关系,即我在外贸部的熟人。他们帮我找到了东德驻华商务代表处首席翻译官的职位。这样,我避免了服兵役,第二次来到了中国。这次我的太太和孩子都跟我到了北京。我留着大胡子,常被人当作马克思。
  王竞:上世纪70年代“文革”中的北京,跟你60年代经历过的北京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高立希:变得很不好了。那些让我喜爱的文化古迹,亭台寺庙,不是被封了就是被摧毁了。我深爱京剧。当我1961-1963年还是单身汉的时候,业余时间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京戏。我常去的是王府井北边的吉祥戏院,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夜晚,看了很多出京戏。有一次我旁边坐了一位北京的老妇人,她听不懂台词,就用胳膊捅捅我,问“他说什么?”我就告诉她。几次以后她问我怎么都听得懂,我指指旁边的字幕:上面都写着呢。她很吃惊地看着我这个外国人,告诉我她不识字。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这一切都被禁止了。到处放的是样板戏,我只听了一次,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出去吃饭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王竞:第一次在使馆工作时,你说和中国人的交往为零。这回交到中国朋友了吗?
  高立希:第二次仍然不被允许跟中国人有任何私人接触。中国方面倒是比以前松了一些,但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在商务代表处那三年,我几乎每天上午9点到12点都在二里沟的进口大楼里谈判。最复杂的一次是关于东德的一整艘货轮,东德特意派了一位工程师来参加,大到螺旋桨的设计,小到医药箱里的避孕套,都谈到了。半年时间谈的都是这艘船。
  王竞:1976年7月,你离开中国,从此和中国逐渐疏远了吗?
  高立希:正相反。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作为高级口译来中国工作几周。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和中国人的交往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跟中国打了17年交道以后,我才第一次有了与中国人私人之间的接触!
  尤其到了80年代,和中国人交谈的时候,我有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居然敢于如此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作为民主德国的人,对于不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习惯,是谙熟于心的。但中国人开始变得很大胆了。

只要我入党,教授的席位就是我的
  王竞:1976年回去后,你打算转型做语言学研究。东柏林提供的学术环境好吗?
  高立希:柏林的气氛比1961年时好一些,但我渐渐进入事业的瓶颈期。因为我意识到,无论多么优秀,只要我不是党员,就当不了教授。1980年我做完了博士后。1989年5月,也就是柏林墙倒的半年前,我们亚洲系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对我承诺,只要我入党,9月份新学期开学时,教授的席位就是我的了。那时我快50岁了。我对这位女士说:算了吧,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入党吧。这是我第五次被劝入党。
  王竞:除了不是党员,当不了教授,你在前东德时期经历过其他危机吗?
  高立希:1982年,我17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越边界逃到西德去。他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想逃离东德,他有他的心理原因,想换一个地方。但是,在东德我们没有出国的自由,所以他决定逃跑。那时边界上安装了自动机枪,人一碰到铁丝网,自动枪就开始扫射,他一共中了13颗子弹。幸运的是,他被射倒之后,倒在了西德边境那一边。他挣扎着爬到边境附近的人家。头两家看到这么血淋淋的一个人吓坏了,没有给他开门。最后,他还是被救了。
  这件事对我们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开始,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成为我们家的座上客。他们动不动就来,一屁股坐在我们的沙发上,偷偷打开录音机,提出无数问题。我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他逃离六年以后,我的大儿子和我们才重逢。
  王竞:那你在大学的工作有没有受到牵连?
  高立希:非常难得的是,我的同事们都支持我,没有人落井下石!甚至那些是党员的同事都纷纷为我说话,把我描写成是一个对政府没有二心的人。事实上,我也的确没有过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我不是造反者。说老实话,我也不敢造反,我胆小怕事,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有一份自己爱做的工作,有属于自己的漂亮房子,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没有具体的理由,威胁我生存的理由,一定要去推翻政府。尽管如此,柏林墙倒这件事,对我还是意味着一次巨大的解放。
  王竞:这话怎讲呢?
  高立希:我感到我的精神得到了解放。我再也不用去做违心的表态,终于可以公开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有了这种自由感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自己多年深藏的思想,离社会主义思想也差不到哪里去!我觉得共产主义有它非常可贵的地方,我只是不认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做法,不认同整个东欧地区和其他国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
  王竞:现在两德统一25年了,不少原东德人越来越怀旧,觉得从前也有挺好的地方。
  高立希:这个说法一点不错。昨天我还跟我太太说,咱们东德时,人人必须种麻疹疫苗。现在种麻疹疫苗是自愿,结果这些天柏林很多幼儿园的孩子都传染麻疹了。
  王竞:前东德还有什么好地方?
  高立希:(想了一会儿)社会治安比现在好得多。因为一切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所以犯罪率较低。不过很多人说东德时没有失业,这我是不同意的。那时虽然大家都有工作岗位,但很多人闲着没事干,这是隐藏的失业。我们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出国旅行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这是东德最大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我属于“政治上没有负担的人”
  王竞:两德统一有没有给你的事业带来转机?
  高立希:1990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德国汉学家联盟,柏林墙倒后我属于“政治上没有负担的人”,大家选举我做联盟主席。我从前的同事们也加入了这个联盟,他们是旧时代享有优越感的人,他们当然想选举他们的代表当主席。但最后是我成功当选了。
  此外,柏林墙倒后的第一届欧洲中国研究学会在荷兰的莱顿举行,很多西方的同事都鼓励我报名参加董事会选举,我顺利当选了董事。这在东德时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党员,不准出国旅行,无法担任国际组织的任何职务。所有国际会议都是派党员去的。柏林墙倒后我也能出国去出席董事会会议了,有时去布拉格,有时去巴黎。
  王竞:你在前东德时期还是受到了不少压制或限制。
  高立希:不能说压制,压制是不准确的说法,是受到了限制。不过东德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高校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做自己的事,我就老老实实做语言和翻译研究。语言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王竞:你上学时是有意选择了攻读跟政治遥远的语言专业吗?
  高立希:那倒不是。当时年轻,没有太多想法,就学了这个专业。这的确造成日后的职业跟政治相关性不大,倒是挺不错的。我刚才说了每个人做自己的事,而上面希望我们不要“出圈”。我是做语言翻译研究和教学的,但是,如果我还要到处去作报告,写文章发表,这就是出了圈。虽然上面没有明确禁止,但现实中没人主动多做事情。
  王竞:在“禁止”和“不希望”之间,还是有微妙区别的。听你这么说,前东德时期的不少人还是很乖的。
  高立希:我当时在大学工作,业余时间翻译中国小说。而今天呢,我不仅翻译,还发表文章阐述我对这些作品的看法,这在前东德时期就算作是上面不希望的事情。假如我当时做了上面不希望的事,很有可能遇到麻烦。柏林墙倒后,在开拓事业方面,打开了很多新天地。
  王竞:东西德统一后,对像你这样的原东德学者真的就是一片光明了吗?
  高立希:西德同事们对我都很友好、尊敬,但是,交往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的情况是,在东德时期,我的事业没有起色,因为我不是党员。两德统一后,我也没有当成教授,因为,我“太老了”。两德统一后都是按照西德的标准评教授,52岁是西德评教授的最后年龄界限。而且,我在西德也没有关系网。参评教授的方法也是西德式的,每个人要自己去申请。我一共向五六所大学投了申请书,但我永远被排在候选人名单老二的位置上,排第一的从来都是西德人。这里还是看得出东西有别的。
  王竞:这回你终于不用跟前东德的党员较劲了,但是跟西德人的竞争里又出现了新的不公平。那么,两德统一25年后的今天,你的自我认同感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还是首先是东德人?
  高立希:当然是德国人。我认为,东德人和西德人都是德国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大,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王竞:你的这个观点很特别。换一个角度说,什么是东德人的典型特征?
  高立希:在东德时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西德的人际关系要近!
  王竞:更近?!虽然每个人都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或大家处在互相监视下?
  高立希:听我解释嘛。我们当然跟不熟的人没什么交道可打。但是,正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中,人们尤其需要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心的朋友。一旦找到这样的朋友,大家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
  王竞:在今天的德国社会里,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德差别?
  高立希:两个不同的德国还是并存的。尤其对我们年老的这一代人来说,两德统一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今天四五十岁的人而言,就是我的儿女这一代,两个德国的感受还是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心理上的感受,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个人行为方式等等,从东德过来的人跟西德人是很不一样的。到了我的孙子这一代,20岁左右的人,那就完完全全只有一个德国了,他们感受不到从前的分裂痕迹。
  王竞:请举个例子,有什么不同?
  高立希:(想了很久)怎么说呢?我儿女这一代人对西德提供的这种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还是没有进入“想当然”的境界,会常常对此感到欣喜。他们做人很谦卑,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而且,在和人相处时,他们比西德同龄人待人更加亲切,更加投入。

读完史塔西档案,我感到释然
  王竞:在翻译学和中国小说翻译这两个领域,你今天已经是中德两国公认的大家。你是怎样开始做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
  高立希: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我工作的洪堡大学有一位文学研究者在编两部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我报名翻译其中的几篇,尝到了翻译文学作品的乐趣。东德电视台有时还播放中国80年代的电视剧,我翻译过电视剧剧本,还翻译了林海音的电影剧本《城南旧事》。
  我翻译的第一个大作家是王蒙,随后是邓友梅、陆文夫。东德最大的文学出版社奥夫堡(按:奥夫堡的德语含义是“建设”)相当积极地出版中国的当代小说。1988年,奥夫堡跟我签约翻译邓友梅的《烟壶》和《那五》,计划将这两篇小说做成1990年莱比锡书展上年度最美的书。书中的插图很精美,我也贡献了不少我在北京时搜集的鼻烟壶的样式和照片。
  1989年11月9日下午5点,奥夫堡出版社举行了年度翻译奖颁奖典礼,我被授予奥夫堡年度最佳翻译奖。这天晚上,我们在家里喝酒庆祝。到了大约晚上9点半的时候,每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于是习惯性地打开电视。电视画面上全是博恩贺尔穆尔大街上的人们正在翻墙,跨越边界!虽然已经喝了不少酒,可我们一眼就看懂了柏林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些日子一直充满动荡,这天晚上出现这种局面是动荡的一个终结。我们当时住在离柏林市中心开车三刻钟的一个区,恨不得立即开车进城,加入激动的人流!问题是,我们已经喝了不少酒。可是,我们这些老实巴交惯了的东德公民啊,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喝了酒,怕被警察罚款,最后还是乖乖地留在了家里!就这样我们错过了在现场亲身经历这一历史时刻。其实人家警察在这样一个夜晚有比抓酒驾更大的事啊!
  王竞:你的获奖与柏林墙倒居然是同一天!后来邓友梅的书出版了吗?
  高立希:因为事先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不管墙倒不倒,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已经在印刷机上开印了。1990年初,这本书按照东德标准印量一万册上市了,而且还内定在1990年莱比锡春季书展上作为年度最美的书登场。但是墙一倒,人们的阅读兴趣一下子就倒向旅游书、菜谱、西方文学⋯⋯那些从前读不到的书,现在终于可以敞开读了!邓友梅这本书于是就像一坨铅块,压在书架上,一动不动。最后只好化纸浆了。其实这真是一本不错的书,可惜它的命运就是这样。
  王竞:你翻译过不少重要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除了王蒙,还有王朔、陆文夫、余华、阎连科等。哪位作家在德语区的图书市场表现突出?
  高立希:我拿的翻译费是跟一本书的长短挂钩的,跟市场销量无关。除非一本书卖过了5万册,我还能拿到一笔额外的翻译费。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多年一直在加印重印的,是陆文夫的《美食家》。可惜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具体销量。但我猜,《美食家》是迄今最成功的一本小说。我本来以为陆文夫不是一流的小说家,但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本十分宝贵的文学作品,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个主题的处理,深深打动了西方读者。
  王竞:我是否可以说,在前东德时期,你是一位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是业务能力很强的学者和翻译家?
  高立希:我不同意说我对政治漠不关心。我对政治很关心,甚至非常关心。我在私下里跟我的好朋友分享我对政治的看法,对当局的不满,只是我没有行动。当然,跟好朋友分享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东西德统一之后,有的人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按:史塔西档案)里发现了很丑恶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一位前东德知名的反对党人士,发现她的丈夫原来受国家安全部之命,一直在暗中监视她。她毫无察觉。自己的丈夫啊!我也读了我的史塔西档案。
  王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或有心情去读自己的史塔西档案。你为什么想读?你是哪年读的?读到了什么?
  高立希: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在两德统一后就存放在档案馆里,每个前东德的公民都有权申请读自己的史塔西档案,也可以复印。其中很多名字被遮挡,出于不要挑起仇恨的原因。
  我是在1991年去读我的史塔西档案的。一共180页,静静读完,我感到释然——没有亲人和亲密的朋友在告密行列里。那些告密的人,虽然名字被挡住,但我还是能通过回想复原当时的情景,或者通过笔迹,猜到是谁。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王竞:你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
  高立希:我其实很后悔自己选择了翻译这个专业,我指的是口译。因为我一直在说别人的话。由于不是党员,我不能为国家“一号人物”比如昂纳克翻译,除此之外,前东德的很多国家领导人我都口译过了。跟口译相比,我更喜欢笔译,做中国当代小说的笔译让我很享受。
  (感谢不来梅孔子学院玛雅和张建萍女士为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