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传教士黄燎宇教授谈如何欣赏德国文学(下)
2015-03-09

文学的第二个功能是娱乐功能。我们知道,不论一部小说多么接近史书,它跟史书还是还是有质的不同。它不仅有虚构特质,它还有娱乐功能。什么叫娱乐功能?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让人发笑。毫无疑问,小说要让人发笑,就必须有滑稽描写,必须有讽刺、有幽默甚至是黑色幽默,等等。这是狭义的娱乐功能。广义的娱乐功能,还包括让你感动落泪、让你脸红、让你心跳、让你经历卡塔西斯——内心宣泄和内心涤荡。我们常常听人抱怨德国文学不好玩,少娱乐。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文学欣赏是比较主观的。文学是艺术,艺术跟个人的品味有关。有些东西你看着乐他不觉得乐,况且还有一种娱乐叫智性愉悦,但这智性愉悦往往又以智性为前提。就是说,在一本小说中没有找到乐子的读者,有时也需要自我检讨。其次,如果拿上述标准衡量,德国文学也都有娱乐功能,比如,茨威格的作品以心灵刺激、以扣人心弦致胜,《朗读者》没有滑稽和幽默,但它有别的魅力,如悬念,如暴力和色情刺激;鲁格的小说中什么都有,包括滑稽描写,所以《光芒渐逝的年代》成为了畅销书。

第三,文学的咨询或者叫大百科功能。我坚信文学的知识百科功能,跟我阅读和研究托马斯•曼密切相关。我经常读《魔山》,讲《魔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这里面可以快速接触到很多实证科学知识。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看,托马斯•曼的写法是很牛的,中国作家可以从他这里得到不少启示。他把书本知识、把学问变成了故事,变成了叙事材料,简直令人疑心他是误入文学歧途的学问家。难怪他有一个绰号:“德语文学第一抄”。他的小说里面几乎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我也调侃他是“文学拾荒者”。他到处抄袭,从报纸抄到各类书籍、图片,最后创作出这样一本小说。《魔山》也记录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譬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伦琴射线。托马斯•曼把弗洛依德的《性学三论》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抄进了《魔山》,但是他加了一点点佐料,加了一点点调味盐:他进行了讽刺和调侃,这效果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感觉他超越了弗洛伊德。我们读这种东西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学到了弗洛伊德最核心的思想,相当于读了《性学三论》的精华版,另一方面,由于他当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持批判和嘲讽的态度,我们可以借助他的视角和眼光发现这个新生事物的有趣之处。譬如,他拿搞心理分析医师与天主教士进行对比,说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在黑屋子里听人忏悔,所以把克洛克夫斯基的形象搞得很暧昧。托马斯•曼对于刚刚问世的伦琴射线即X光也充满好奇。为了描写这东西,他看了一些资料,又跑到医院里做现场观察。当时拍X光片的方法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对X光的调侃太有意思了。毫不夸张地讲,读了《魔山》,我们的眼光和思维能够即刻发生转变。譬如,《魔山》里面的贝伦斯医生也很酷,他请汉斯•卡斯托普参观他的“画廊”。进去之后,汉斯•卡斯托普看见满屋子都是X光片。看了这一描写,我就纳闷儿798怎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四壁挂满X光片的画廊或者工作室。这该多酷!另外,《魔山》还把X光片称为拍片人“在坟墓中的形态”,还说看自己的X光片就等于“朝自己的坟墓里看”。据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玩黑色幽默,随时怀揣两张照片给人看,一张展示自己的过去,一张展示自己的未来。这第二张就是X光片。此外,托马斯•曼还把叔本华的《性爱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抄进了《魔山》。由此,他既调侃了叔本华,又借助叔本华的语言对男女之事进行调侃,使我们对此产生一个全新的看法。总之,阅读《魔山》这类诗意化的大百科,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知识和智慧,而且将或多或少地修改或者说调整我们的世界图景。

从微观上讲,文学的第四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精神污染。精神污染是双重意义的。一是“政治污染”。现代文学崇尚独立思想,其基本立场就是批判立场,它对什么都要批判。越是大作家,就越“硌”。理论上讲,大作家都会与各种党派尤其是正统思想保持距离,甚至为敌。这也是我从托马斯•曼的身上得到的启发。按理说,托马斯•曼和世界上的几大政治势力都是不对付的,可以说两头不讨好。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捧他,如前苏联前东德以及新中国,但他作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东西太多,反动的东西太多。另一方面,他对西方右派的批判也很多,以致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把他当成了共党嫌疑。他为什么七十八岁高龄还要从美国移居欧洲?就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他跟天主教的关系也不简单。虽然罗马教皇碍于他的人气和名气见过他一次。见了教皇后他自我调侃道:“虽然我是新教徒,但我见到教皇双腿就发软,我跪了下去”。他的小说里讽刺基督教的例子太多了,光是《魔山》写圣诞节用到的两个词就能把基督教和犹太教得罪死:启蒙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说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是“人类的拉比”,还是圣诞节就“庆祝为他虚构的生日”。其实,这些说法都是罪过,都是亵渎神明。首先,对天主教来说,耶稣基督是位格上帝,是圣灵,你怎么能说他是木匠的儿子呢?况且木匠说还引出下一个问题:约瑟夫和玛利亚是什么关系?我翻译马丁•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小说中的批评家调侃一对生活在一起的兄妹,说他们是“乱伦的约瑟夫式的婚姻”。这是一个绝妙的说法,但的确很反动。大作家都很反动。其次,你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拉比”,拉比属于犹太教,把犹太教和基督教扯到一块,谁也不乐意。反正犹太教是绝对不屑于跟基督徒扯在一起的,犹太人自欧洲中世纪以来一直受迫害,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皈依基督教。我们还知道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身份在第三帝国让多少人纠结。一方面是善良的人提醒反犹的人:你们别忘了基督也是犹太人;另一方面,纳粹还授意科学家进行种族研究,以证明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是雅利安人。最后,你说耶稣基督的生日是虚构的,这不是想把基督教连根拔起是什么?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例子。《魔山》进行“政治污染”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文学精神污染的另一体现就是“道德污染”,就是让人“变坏”。《魔山》中有一个“借铅笔”的情节。“借铅笔”是汉斯•卡斯托普和肖夏夫人关系发展的巅峰。这个“铅笔”明显有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内涵加了进去。读了相关描写是什么结果?这结果很可怕:有些学生再也不好意思、再也不敢跟别人借铅笔了。就是说,这些学生已经彻底被污染了。或者说他们啃了当初亚当夏娃啃的苹果。托马斯•曼说过,《魔山》是他写的“最色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哪里色?谁提出这个问题,谁就是纯洁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学上没有开窍的人,所以不明白《魔山》色在哪、托马斯•曼坏在哪。但如果你看出《魔山》色在哪、托马斯•曼坏在哪,你就有了长进,但这同时也证明你变坏了。我们不得不承认,《魔山》这种书只有“坏人”可以翻译,“好人”不能翻译。你要是没有被污染,你就没法翻译。这个观点既不费解,也不新鲜。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排斥文学,就是因为他意识到文学是个很危险的东西,是个污染源。不过,我相信文学爱好者都乐意被污染,都喜欢“坏”作家。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作家不坏读者不爱”这一道理。

最后谈谈德国文学的一个大亮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诗哲一家”。“诗哲一家”,说的不是文学话题,而是文学语言,尽管不少德国作家有哲学冲动,思辨哲学话题也频频进入其小说。我说哲学,是指语言本身充满思想的张力。我随便给大家举两个来自瓦尔泽小说《第十三章》的例子。

例一:叙事者携夫人参加在总统府举行的宴会。在前厅喝暖场开胃酒的时候,在高脚小圆桌遇到另外一对夫妇。经过一番礼貌而风趣的对话后,对方举杯用意大利语说“干杯”,叙事者的反应是:“我,傻乎乎地用德语:干杯”。他为什么说自己“傻乎乎“?这句话来自我的阐释性翻译,意思较德文还清晰一些。我拿这句话问过好些德国人,结果发现十个人里面至少有四个人要想半天,而且不一定想得通。毫无疑问,这个“傻乎乎”是有来头的。这相当于你来讲述你和一个人喝酒,他来了一句“cheers”,你只能回一个“干杯”。字面上是你在说自己老土,不会说外语,字里行间是你在讥讽对方附庸风雅。这不是思想张力是什么?

例二:一个男人跟自己心仪的女人保持邮件往来,后来女方不知何故中断联系,他只能天天上电脑去等邮件。但他在屏幕上所看到永远是一句“没找到任何结果”。有一天,他看到这句话之后来了一句:Das ist Übersetzung,这是翻译腔。腔字是笔者擅自添加的,因为德文Übersetzung的字面意思为“译文”,但“译文”的一则内涵就是“糟糕的文字”。就是说,这个失恋的男人对着电脑发泄怒气,把平平常常的一句电脑提示斥为蹩脚的德语。这里的张力来自内涵化的语言,来自瓦尔泽对词汇内涵的挖掘和应用。文学语言之所以多义、费解甚至冲撞常理,就是它忽略外延(德语:Denotation,英语:denotation)、凸显内涵(德语:Konnotation,英语:connotation)。

文学因为什么而成为文学?

我们由此触及到文学的一个“终极问题”:文学因为什么而成为文学?答案很明确:语言。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创造。

托马斯•曼成为文学大师,并非因为他是“德语文学第一抄”。说他是第一抄固然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追问他抄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给诸子百家做宣传?替他们打工?做掉书袋?当然不是。有人因为误解他而蔑视他,穆齐尔就是。他觉得托马斯•曼东鳞西爪,东抄西抄,肤浅得很。穆齐尔是科班出身,而且是哲学和物理学科班出身,他看不惯托马斯•曼有他的理由,有他的底气。但他忽略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托马斯•曼看似谦虚,看似轻浮,因为他四处拾荒,随时搞拾荒成果展览。但在实际上,他非常地傲慢,而且比谁都注重文学本体,因为他并非真正看重实证知识,他只是把实证知识当做文学游戏的材料。通过这类游戏,他创造出个性化的语言,同时也描绘出一幅个性化的世界图景,他由此成为文学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小说中所引述的诸子百家其实是在为他服务,为他打工。

文学都要以个性化的语言为标志。这是我的信念,或者说偏见。由于带有这一偏见,我无法欣赏赫尔曼•黑塞这样的作家。黑塞是德国现代经典小说六大家之一,拿过诺奖,也是公认的文化哲学家,其作品的知识和思想含量都很丰富,其中有不少东方哲学元素,在世界各国都拥有众多读者,但是我没法成为他的粉丝。原因在其语言。他没有幽默和反讽,他永远平铺直叙,所以,他的作品绝对干净,不会造成污染。他是一个不“坏”的作家。

我今天跟大家聊天的目的是要宣传德语文学、德语文化,同时我又认为文学价值应该是普世价值,不应该分地域和民族。理论上讲,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价值和文学理想不应该有差别。如果我在一开头引述的东、西差别论属实,如果真是“西方读者喜欢这一类,东方读者喜欢那一类”,那我们就惨了,我们就是一个文学发展中国家。但如果面对现实,如果需要说说中国文学可以从德国文学中得到什么启发,我们也许可以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作家总体来说还是不够重视文学的文献功能。这体现在我们许多作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应该成为历史百科、社会百科、知识百科,也没有扎扎实实做实证研究的习惯,致使作品知识含量低,知识性错误比较常见。如果你把他的小说当史书、当科普、当教材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太靠谱。德国作家在知识积累方面的勤奋和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我们很多作家不够重视语言,没有意识到文学语言就是思想者的语言,所以语言的思想密度还不够大,不够曲里拐弯。缺什么补什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提倡学习德国作家为思想而思想的精神,多多追求思维的乐趣,快快乐乐地、大大方方地在作品里“转”来“转”去。也真心希望我们的文学界、读书界尽快形成“作家不转读者不爱”的共识。

听众提问: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没有您的导读和阐释,怎么读到德语文学中的鲜味呢?
黄教授答: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我前面列举的一些文本实例可能有点太小众、太阳春白雪,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大家。托马斯•曼和瓦尔泽在德国也属于超“转”的作家。谈到文学的接受,我总是很乐观,因为我是文学帝国主义者,对文学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深信不疑。说到德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我同样是乐观派。支撑我的乐观主义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国人现在对德国充满感兴趣,亲德和哈德的人比较多的很多。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入一些很多信息更强的小说,明显有文献和功能、资讯功能更强的小说,让读者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本着我们对德国的兴趣,我们可以通过德国小说去了解很多有关德国的事情,让。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很多中国读者在小说中学习德国文化、学习德国历史。我们想了解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生活状态,但正如上面所说,这方面的作品乏善可陈。我们可以并且应该通过小说去了解二战之后的德国社会。这里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去思考。经济奇迹是怎么回事?反省历史是怎么回事?68革命是怎么回事?等等。在普遍比较亲德的国人眼里,联邦德国是一个值得赞扬和敬佩的国度。人家没有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人家创造了经济奇迹,人家对历史进行彻底地反省和认罪,等等。可是,翻开50、60年代的德国小说,我们会看到那个社会的另一面,看到它比较灰暗的一面,包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非纳粹化运动半途而废,纳粹阴魂不散,纳粹高官身居高位,整个社会对历史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敏锐而富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们似乎走在了民众、政治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前面。德国作家们的相关描写,其实触及到德国人的一个难言之隐:纳粹党吸收了大量社会栋梁、社会精英。如果彻底清除纳粹,国家怎么建设?所以,“非纳粹运动”变成了无声无息的“大赦运动”,连60年代的一个联邦总理和一个联邦总统都是昔日的纳粹高官。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存在多少问题。好在作家都是明白人,对这些事情做了大量的描写。遗憾的是,50、60年代的西德小说翻译还是太少,我们的老一辈翻译家都去翻译东德小说。希望出版界的朋友能够由此看到一个市场空缺。总之,文学的小叙事可以对历史的大叙事构成预示、呼应、补充、纠正等多种关系。很多年前我翻译的《雷曼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小说在结尾处描写的两德统一,其画面和氛围与主流媒体的报道截然不同。今年恰逢德国官方隆重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拿文学叙事和官方叙事对照一番肯定非常有趣。一些出自东德作家笔下的墙倒小说尤其值得推荐。

德国文学传教士黄燎宇教授谈如何欣赏德国文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