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传教士黄燎宇教授谈如何欣赏德国文学(上)
2015-03-09

2014年底,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组织了一次“年度文学图书沙龙”活动,特别邀请北京大学黄燎宇教授做了精彩演讲。黄教授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读德国文学?”为题,与十几位来自不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们,面对面分享了他的经验与思考。

黄燎宇教授长期从事德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翻译及教学工作,曾荣获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和鲁迅文学翻译奖。此外,他还是活跃在当今文学评论界的一位深谙语言魅力的思想者。以下为经黄教授精心核准的发言内容。

"德国文学不好看"?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与出版界的朋友聊德国文学。我是穿着一身运动装来的。进门之后有点后悔,觉得应该穿黑皮鞋黑裤子黑衬衣,再配一圈白色竖领。因为我扮演的是德国文学的传道士。

说到德国文学,我们听到最多的评论就是“不好看”,雅致的说法叫“可读性不强”。不仅是在中国,德国文学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遭遇,到哪儿都被评为“可读性不强”、“不好看”甚至“没意思”。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

人们对德国文学有诸多指控,譬如没有好看的故事,思想太多说理太多哲理性太强,缺乏想象力,人物形象不吸引人。刚才我从大家“最喜欢的三本德国文学书”当中看到有我预料之中的《朗读者》。它是销量第一的德国当代小说。我们可以从《朗读者》切入,说说什么小说好看的问题。《朗读者》销量如此之大,是因为它具备了如下几个屡试不爽的成功元素:完整的故事情节,悬念,适当的心理分析,道德和政治议论,色情描写。另外,《朗读者》涉及到中国和英、美读者永远感兴趣的话题——纳粹问题。

最近我参加的两次“中德文学对话”让我感慨万千。一次是与徐则臣和大卫•瓦格纳谈后者的小说《生命》。徐则臣很喜欢这部小说,称赞它“很不德国”。我知道,包括出版界的很多朋友在内的国内读者在夸赞一部优秀的德国当代小说的时候都会说“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小说”。德国的传统这么惨?

不久前歌德学院请了一位德国文学评论家来北京做驻城作家。他告诉我,通过几次中德文学活动他发现中国读者不是很欣赏德国文学,因为中国读者普遍欣赏上面提到那几个通常构成通俗小说的几大元素,所以他觉得德国文学很冤,有些曲高和寡。听着这些话,我的心情更复杂。一方面我是德国文学的传教士,我要为德国文学做宣传,唱赞歌。另一方面,我是中国人,我感觉这样的说法不利于我们在文学世界的名声或者形象。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也参加了讨论。当时一位促和的余华支持者说的话也让我感觉苦涩,因为他把许多人不喜欢《第七天》的原因总结为“中国读者更乐于接受悲剧性的叙事风格”。我很喜欢余华的这部小说,我欣赏其文献功能,尤其欣赏其怪诞艺术。所谓怪诞艺术,就是把悲剧和喜剧、死亡和滑稽揉在一起,这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可谓最高的艺术境界。《第七天》第一章的第三自然段就是经典的怪诞艺术。这里写的是一个暴毙的主人公自我审视:“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了,我的右眼还在原来的地方,我的左眼外移到颧骨的位置,接着我感到好像鼻子旁边挂着点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点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就是鼻子,下巴旁边就是下巴,他们在我的脸上转移了。”很显然,怪诞属于文学普世价值,到哪儿都应受到推崇和欢迎。所以,当上面提到的那位和事佬说怪诞艺术“恰恰是我们中国读者欣赏不来的一种,也正是中西方读者的差异”时,我几乎义愤填膺。这不是明摆着自轻自贱吗?

现在我们回到德国文学。国内读者对德国文学的诸多评价和说法,我认为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成分,有些来自思想盲区,有些来自阅读盲区。大家刚才在“最喜欢的三本德国文学书”里提到几本我们所说的通俗小说,但也有几本通常会提到的通俗小说大家没有提到。圈内人都知道,现在有些在我们这里热销的德语文学在德国本土并没有被奉为经典,比如茨威格的作品在德国可以说专业圈内几乎没有人研究。我认为中国读者的一个思想盲区在于,我们在控诉德国小说“不好看”的时候,没有区分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其实,从德国人的文学概念和他们的写作传统看,他们的中篇小说都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凭什么?就凭他们对中篇小说的定义。我曾多次强调,把德文的Novelle翻译成“中篇小说”是有问题的。德语中的Novelle是从意大利语novella来的,表示“新”。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篇幅概念。Novelle最有名的定义是歌德给的。他说过,Novelle必须要讲述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换言之,它所讲述的故事必须要做到新奇、新鲜、出人意料。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似乎可以把它翻译成“传奇”。但是这种译法太本土化,容易混淆视听。我主张译为“德式中篇小说”,让读者时刻意识到他们的中篇小说有别于我们的中篇小说。但不管怎么说,德国的中篇小说必然有戏剧性和悬念,所以中篇大师施托姆把中篇小说定义为“戏剧的姊妹”(Schwester des Dramas),所以每一部德式中篇小说单凭其故事和情节就足够吸引读者。不相信的可以拿我翻译的《死于威尼斯》和李伯杰老师翻译的《受骗的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看看。如果你们是初次阅读,你们肯定预想不到故事的结局。其实,德式中篇小说几乎全都有出人意料的故事或者结局。德国小说落下“不好看”的名声实在有点冤。

我们再说说长篇。今天我们重点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也有其发展历程,开始的时候的确“小”,我们的古人就将其纳入“闲言碎语”的范畴,地位很卑微。中国如此,欧洲如此,德国如此。在为长篇小说正名方面,德国人也是一个“迟到的民族”。直到18世纪德国的小说都还抬不起头。当时的小说家约翰•卡尔•魏泽尔(Johann Carl Wezel)对小说的处境还有一句特别经典的描述:“最受蔑视、最受欢迎”,诗人席勒更是毫不含糊、毫不客气地把小说家称为“文学家的庶出兄弟”(Halbbruder des Dichters),虽然跟他比肩而立的歌德朋友已经写出像《维特》和《亲和力》这样的优秀小说。德国小说几乎到了20世纪初才得以和戏剧、诗歌平起平坐。如今,小说不仅登了大雅,而且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

我们中文把小说分为长、中、短,德文则分别用三个词来指代。长篇是“Roman”,来自法文,字面意思是“传奇”,跟中篇似乎如出一辙。换言之,长篇小说的原始使命就是讲故事。但长篇所讲述的故事需要宽度、长度甚至难度,一个长篇小说多半要平行或者先后讲好几个故事,有时需要勾勒宽阔的历史画卷。而今天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它需要描绘一幅世界图景,需要传达小说作者构建的世界观,就是说,它有了哲学品位。如果从文学理念出发,不管长篇还是中短篇,我们都会觉得有看头。中篇里面有故事有悬念有思想刺激,长篇里面什么都有,同时还给读者提供一幅世界图景,提供一种世界观。

为什么要读德国小说?

下面我们就围绕小说的功能谈谈为什么要读德国小说。

先说说小说的文献功能。所谓文献功能,就是记录功能,就是记录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也是历史,也是新闻,也是报道。所以,当初有人攻击余华的《第七天》是“新闻串串烧”的时候,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小说理论上讲是可以用新闻做素材的,关键是看你怎么用。小说与历史之间有多重关系,或者呼应或者补充或者纠正。尤其要强调的是,在一般的史书中我们看不到日常史和心灵史,看不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想全方位了解某一段历史的,恐怕不能不看小说,如果这段历史有幸被写入了小说。关于德国小说,我们从近的说起。前些天我看到东德作家欧根•鲁格(Eugen Ruge)的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被评为新浪畅销书。我很欣赏这部小说,曾在《文艺报》上给它写了个书评。这部小说刚出来的时候有人把它比喻为东德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小说通过对一个红色家庭的描写反映了前东德的步步衰落。这部小说现在很畅销,可以理解。它的文献功能功不可没。通过这部小说,你可以从细处、从微观了解东德历史。再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你可以把它当社会史来读,你可以由此了解德国的市民中产阶级,了解他们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生活规范。这本书其实就是一部市民中产阶级生活大全,而且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写:既写布家人如何过中规中矩的市民中产阶级生活,也写布家的没落过程即非市民化的过程,写他们如何偏离市民中产阶级的生活规范。我经常提醒学生注意《布登勃洛克一家》里面的文化-历史信息,提醒他们关注布家的餐饮习惯、彼此的交际方式包括彼此的称呼。而提醒他们注意后者,是因为现在的德国家庭已经变得没大没小,晚辈可以对长辈直呼其名(中国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在一百多年前,在托马斯•曼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时候不是这样。当时晚辈还要对长辈敬称,来siezen。这个siezen有点像老北京嘴里的“您”。

再如海因里希•伯尔。他的作品现在都没什么人看了,30年前在中国还很流行。伯尔当初为什么可以拿诺奖?我想,这多半与他作品中的社会关怀和社会信息有关。如果你要了解60年代后期德国的左倾运动,如果你要了解名为红色旅的恐怖活动怎么来的,就可以读一读伯尔的小说。但伯尔的小说现在不再流行,是因为人们嫌其艺术质量不太高。他可能难逃“速朽”的厄运。在此我想起前东德的历史学家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这位史学大腕儿文学修养极高,还写了两大本文学书评,专门从社会学角度研读文学作品,既谈德国文学,又谈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而且从18世纪谈到20世纪后半叶。但是他所关注的作品并非全是经典作品或者优秀作品。他有一个说法,叫做“Vom möglichen Nutzen unschöner Literatur”——不美的文学可能的用处。他很看重一些文学价值不高、但是社会内容很丰富的作品,譬如弗里德里希•斯皮尔哈根(Friedrich Spielhagen)的小说。在19世纪60-80年代,斯皮尔哈根是德国人气最旺的作家,全社会都在读,他的长篇小说《海啸》(Sturmflut)几乎家喻户晓。他甚至走出了国门,在俄罗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果戈里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俄国人还授予他大奖。斯皮尔哈根的大部头当初为什么吸引人?库钦斯基说,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和处世哲学。但是斯皮尔哈根没有进入文学史。今天,即便是搞德语文学的也有不少人听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中国人对纳粹和纳粹德国一直兴趣不减。如果谁对二战期间德国前线士兵尤其是东线士兵心理感兴趣,不妨读一读乌韦•蒂姆(Uwe Timm)这位当代作家。他的小说《哥哥的榜样》(或者:《以哥哥为例》)便通过哥哥的故事揭示在苏联前线的武装党卫军士兵的处境和心态。小说使用了大量真实的材料,尤其是哥哥的战地来信和日记。现在读起来当然触目惊心,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的纳粹化思想世界。蒂姆的主要写作意图就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二战时德国士兵的内心世界。

不过,德国当代文学给钻研德国历史的读者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几乎见不着一本描写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的小说。我们很想看看既不反纳粹、也不直接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普普通通的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如何生活、如何感受、如何思考。这样一部小说最好出自一个生活或者生长在第三帝国的作者之手。常常有德国人拿中国的文革跟第三帝国比,鼓励中国学生写这方面的论文。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关于文革,中国作家写了不少小说,优秀作品不少。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得见火热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也看得见日常生活,还能看见二者的关系。德国人为什么不写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其实原因很简单,政治高压使然。他们面临的政治压力太大。小说要反映真实,要写人性,在描写人性的过程中难免经常超越政治和教条。写小说不同于写回忆录。在一本回忆录里面,好人和坏人是一清二楚的,其角色是固定不变的。小说里就不一定了。越是好的小说,人物形象就越“圆“,就越是复杂多变。昨天是好人,今天却成了坏人,反之亦然。我们的文革小说可以写今天整人的明天如何挨整,今天挨整的昨天如何整人。德国作家敢违背纳粹邪恶、犹太人善良的原则吗?敢把第三帝国写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吗?不敢,虽然有迹象表明,对普通的德国人而言,第三帝国不乏阳光灿烂的日子。反正不少史家也承认希特勒的社会政策或者说对内政策是成功的。马丁•瓦尔泽自传体小说《奔涌的流泉》写的是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很有史学参考价值。而且它采用了儿童视角,也明显做过自我审查。尽管如此,有批评家质问该书为何没有提到“奥斯维辛”。既然政治高压到了这种地步,谁还敢写?谁还敢放开写?对我们来说,德国当代文学留下这一遗憾也是一种历史缺憾,我们的求知欲没有得到满足。但我们也由此深切地体会到艺术需要自由。

德国文学传教士黄燎宇教授谈如何欣赏德国文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