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透过一副窄窄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
2010-06-15

以色列作家和时事评论员大卫·格罗斯曼获得了2010年度德国书业和平奖。评奖委员会赞赏其为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始终保持了一种试图理解和描述他人思想的姿态。《德国书业周刊》(Boersenblatt.net)对这位获奖人进行了采访。 

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将会把2010年度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发给您,当您听到这一消息时,您作何反应? 

格罗斯曼:幸福。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的文学作品和我的立场都受到了肯定。我的感觉是,我获得这个奖项,主要是因为我最近的那部作品《逃离新闻的女人》。在这部作品中,我将两种始终伴随我们的戏剧冲突糅合在一起:发生在带有脆弱性和隐秘性的家庭内部的戏剧冲突,以及我们因生活在中东这一充满矛盾的地区而经历的戏剧冲突。我试图刻画的是,这种矛盾是如何渗入到我们生活中最隐秘的领域。军队、军事占领以及对生存的恐惧已经强行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最核心的领域。 

这也是您诸多其他作品的主题。您写过一篇名为《在灾难之地的写作》的随笔,在这篇文章中,您描述了暴力是如何不断进入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的,就像前几天在加沙地带所发生的那样。您是否认为,真的存在这种可能性: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以及他们的邻居能够跨越这些鸿沟? 

格罗斯曼:当我们阅读前几天的报纸时,会直接得到这样的印象:和平解决争端的机会微乎其微。人们互相之间充满敌意和猜忌,他们完全不信任对方。但是历史表明,即使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敌对双方,最后也可以相互缔结和平。也许我不该梦想拥有目前德国和法国之间所存在的和平——但是我可以希望,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在以色列及其诸多邻国之间,可以存在一种良好的友邦关系,而且我可以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我怀着一种希望,期待双方的领导人都愿意缓和彼此之间的冲突。当时我同时也对现实保持着清醒,并且永远都不会将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之间的关系想象得过于理想化。我明白自己的使命,知道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以及以色列社会中都存在一些狂热分子和原教旨主义分子。即使我们可以达到和平共处,也仍然会面临和这些人长期抗争的任务。 

军事上的逻辑有时会不会令您感到绝望甚至失语,因为它们可以毁掉一切致力于在巴以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努力?  

格罗斯曼:是的,绝对是这样的。我看到的是,在我周围有那么多身体不再健全的人们,他们感到绝望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但是,以色列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珍贵,我无法将它交予冷漠和绝望。但我们也许可以在此生中追求更多,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如果人只会在绝望面前屈服,那几乎是一种对人类的羞辱。 

您是否曾经产生过这种恐惧,认为以色列国以及西奥多·贺茨尔的梦想某日会遭遇失败? 

格罗斯曼:这种恐惧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以色列人。这也是以色列一直以一种夸张的行事方式处理问题的原因之一。这种极度缺乏信心的典型心态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态,因为在欧洲,人们认为以色列在军事上是强大有力的。但是,在以色列生活,意味着去体会以色列有一天将不复存在的脆弱和恐惧。您只需要想象一下这种人口数量上的不平衡现状:在这里生活着六百万犹太人,周围环绕着大约三亿穆斯林,而这些穆斯林不想让我们生活在这里。总之,这里的境况是如此的艰难,但是我并不想放弃。我们至少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改善目前的情况。 

对您来说,写作是否是从中东的僵局中走出来的一种方法? 

格罗斯曼:不,完全不是。对我来说,并不是要从中逃离,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是要去理解,这种境况中的生活对人类的知性、灵魂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 

颁奖委员会认为,您在您的长篇小说和随笔中努力去理解他人的想法。试着理解敌人、理解他的思考方法,也被您视作自己的责任。请问您是否能够以虚构的方式将自己置于哈马斯领导者的地位? 

格罗斯曼:当我要描写这样一个人物时,答案是“是的”。但是,要从这个人的内心深处、从他的生活体验出发去了解他,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一点在我刻画我的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时同样如此。在《逃离新闻的女人》这部作品中,我试图解释主人公奥拉是怎样经验这个世界的——而且是在作为一名处于战争和恐惧中女性。当我创作涉及政治问题的文学作品或者其他文章时,我会努力从双方的角度去把握整个形势。我不能透过一副窄窄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是透过一副多焦点眼镜去观察它。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有时候我们是透过敌人的眼睛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可救药,因为我们通常是将自己最黑暗、最暴力和最残忍的一面展示给敌人。以他人的目光观察自己,可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社会和民族所遭受的扭曲。 

您是否相信文学语词的积极力量? 
格罗斯曼: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大概都不会写这些书。但是我也对现实保持清醒。我当然不会相信,当我写了一篇关于和平的文章之后,第二天早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就会撤军,然后我们迎来和平。但是我相信,我表达事情的方式和大部分人不一样。而且我希望,人们会因此受到震动,并对自己以前所相信的陈词滥调予以反省。 

所以在您最新的长篇小说中,关于光的隐喻很重要——如同在整个启蒙运动中那样。在第一幕中,首先是一片黑暗,然后一切突然变得明亮——那的确是因为奥拉(她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光”的意思)擦亮了一根火柴,为的是辨认她对面那个(男性的)人,当然,这种从黑暗向明亮的变化也借助了语言本身。您是否认为,文学是可以照亮一切、起到启蒙作用的? 

格罗斯曼:是的,必须要这样。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当内心深处盘踞着一种流亡感时,通过写作,我们可以重新为自己在这世界上获取一个位置——一个故乡。这并非某个个体独特的处境,而是也涉及到了整个集体:当很多人都阅读同一本书时,他们会因此产生一种拥有故乡的感觉——通过这本书所使用的语言,也通过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 

您写作中的另一个重要角度是回忆,既有个体回忆也有集体回忆。在这其中,犹太人大屠杀和关于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也占有一定位置,比如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商店》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这其中是否也隐含着理解以色列社会的重要角度? 

格罗斯曼:是的,非常正确。在犹太人文化中,回忆和讲述是很重要的。但是,民族主义的讲述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个牢笼。它针对现实的某些部分进行表达,然后人们就将这些当作现实的全部。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故事,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如同痛苦和回忆一样,爱和同情也同时出现在您的长篇小说中,那些正面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战胜那些破坏性的因素——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族问题吗? 

格罗斯曼:这是个漂亮的问题。在媒体的访问中,“爱”这个字眼是如此的罕见。我相信,这首先是涉及到具体个体的问题,而在讨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问题时,我认为谈论“爱”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承认人们如此绝望地怀有想要继续生活下去的愿望,并去领悟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共同生活下去。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共享几十年的正常生活,那么我们心中便会生出对对方更多的同情、彼此更加心灵相通。我不会要求更多。而当我使用“爱”时,它存在于我的书中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于我的生活中。